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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又有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圣人理想，有限之身何以能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这就需要圣人之神来保证。

[39]  请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页111，东大图书公司印行，一九八七年，台北。[36]  当时来华之传教士，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载表列知名人士即有数十人之多，国籍遍及全欧，所著译书数百种（见氏着页31-39）。

或者说此横摄的认知系统之为一道德认知系统，必隐含一纵贯的创生系统以为基底，否则为不可能。它更且进一步又将 物 往后返而说 意之所在即是物，于是 格物 就是 致远，致远 即是 诚意，诚意 即是 正心，心、意、知、物 通而为一。道德与存在的一致性 原则不采主客两橛观，而是强调主客不二、境识俱泯，他以天地人交与参赞成的总体做为一切生发之根源，而此生发之根源即名之曰 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重新重视了 继善成性、习与性成 的 历史人性论，注意到历史与人性的辩证关联，并取得了人实存的主体能动性。值得注意而有趣的是，往往外在历史社会总体的变迁与内在思维观念的逻辑有着若合符节的关系。

二、回返，不再只停留于 销融式的回返，而应调适而上遂，入于 存有的根源，进而 存有的彰显，再进一步转出一 存有的执定。相对而言，陆象山是一 纵贯创生 的系统，此的确有别于 理学，而以心学直契孟子。因为《大学》从历史上来讲，它的政治论的讨论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论辩，《大学》文本的思想引起讨论和论辩最多的，还是格物。

朱子说经一章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但是，他特别提出至应当也受到了李翱的影响，就是格，至也，至是什么呢？穷至物理也。经一章为孔子之言，曾子述之。用我们后来的讲法，《大学》应该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之论，而不仅仅是修己，不仅仅是内圣。

南宋有一位心学思想家叫杨简，他就不赞成，他认为《大学》非孔门之遗书，与二程、朱熹的立场是对立的。如果从内容来看，对原来古本《大学》的内容铺陈来讲，就显得更明白一些，原来的缺陷得到了一些弥补，解读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层次更清楚，内容也没有缺陷，这是明道先生改订的《大学》。

因此他们认为古本《大学》的那些缺陷可能不是我们直观上所认定的那种缺陷，如三纲领好像没有相应解释，其实是有的，只是它被错简错到后面去了。我们知道，十九大以来中央文献中关于明德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我觉得对于明德这个问题所产生的重视，应该不是直接从六经和古籍《左传》来的，这更多是说明了《大学》的影响力。第二个就是它本来是八条目，怎么只作了六个条目的解释，还有格物、致知两个呢？为什么没有相关的阐明和解释？所以，二程兄弟俩都作了《大学》改本，都对《大学》文本做了改动调整。《礼记》是汉宣帝时期戴圣所编，到了东汉的时候郑玄就为它作注了，郑玄讲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他把《大学》理解为博学，这有一定偏差，但是他后面一句话还是有所见的。

杨简针对这八条目讲何其支也？怎么这么支离，说孔子无此言，孟子亦无此言。这和《中庸》里面讲的忠恕之道是一样的，《中庸》里面讲子曰：忠恕违道不远，什么是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哪四道呢？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传十章为曾子之意，门人记之，把它们清楚地分开。他认为经一章是孔子讲的话，曾子则把它传述下来。

【摘编：《东岳论丛》，2020年第9期。郑玄所讲的感通论，程颐朱熹的穷理论，王阳明的正心论，代表了历史上对格物观念的基本诠释。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笼统的说，《大学》的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时代，因为它的思想与战国时代的儒学很多讲法都是一致的。如果说具体在战国的前期、中期还是晚期？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

因此，韩愈对《大学》的引用态度很明显，他是在政治上、伦理上抨击佛教，还没有深入到格物致知这些问题上。然后说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传十章是曾子的意思，门人把它记录下来。三、《大学》的思想与诠释 首先，《大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的重点。朱熹晚年时，对这个说法作了点调整，他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经一章即通常所说《大学》首章，第一章朱子认为是经，后面是传。四书的并称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朱子反复强调读四书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语类》卷十四），因此四书又以《大学》为首。北宋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程颐。

朱子也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忠恕之道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是儒家伦理最根本的原则，而且从今天来讲它不仅反映了儒家一贯的伦理追求，同时具有普世性，是有普世价值的。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个讲法，来有招引的意思，是说你对善了解得深，就能招引来善的东西，你对恶了解得深，就能招来恶的东西。从文献上来讲，朱子这个改本明确区分了经传：经一章和传十章。

陈确比他更进一步，不仅对宋代以来讲《大学》的这些学术有所不满，他干脆不承认《大学》是孔、曾所作，也不承认《大学》是圣人之言。杨简是陆九渊的大弟子，因有朱陆之争，所以他反对朱熹的讲法，也反对朱熹所根据的二程的说法。

我们看到修身论的重点在唐代是这样理解的，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乎《大学》古本的论述次序，因为《大学》的古本把对诚意的解释放在特别靠前的位置，于是《大学》修身论的重点，在早期是集中于诚意。其实我觉得在《大学》的工夫论里面，如果讲道德修养讲得最明确，就传十章来讲，还是慎独。可以不用纲领、条目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主题已经提出来了。所以，今天无论是从全世界确立世界伦理的角度，还是从我们中国自己来讲怎么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支持的基础的角度，《大学》的这一番表达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后来及第的就赐《儒行》以及《中庸》、《大学》。这样的话，《大学》、《中庸》的作者都是子思，两者的关系是一经一纬。

这一点到了明代才发生转变，认为修身论的重点不是在格物，应该是在致知，而致知就是致良知，要在致良知的基础上来界定格物。朱熹又说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同上），这个至的意思是说要穷理到物上去穷，要把它穷得很彻底。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格物、致知不像正心、诚意在心性修养方面讲得那么直接，甚至于我认为传十章里面对正心和诚意的解释，其道德意涵也并没有被突出起来。后来朱熹对此做了一个区分，他说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玄用博学来解释大学，忽略了古代关于大学的这些记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全世界宗教议会在开会的时候，确认的世界伦理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有它的时代必然性。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朱熹主要是依据二程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来做补传。

他改订《大学》，是把诚意章后面的《康诰》曰、汤之《盘铭》曰、《诗》云‘邦畿千里这三句段移到前面三纲领的下面，认为这些都是解释三纲领的文字。这两点是伊川先生改订《大学》的主要特点。

《大学》把恕道又称为絜矩之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昭明德这个讲法在春秋时代比较多见，包括在古语里面都有，反而明明德这个讲法倒是少见。